有些树是在春季落叶。春风三巡，新芽酿出，老叶便纷纷凋零了。这景象，也常见于商业世界。
近些年，不时有商业人物退休的消息传出。起先是王石，放下中国最大地产公司的掌舵者不做，一门心思跑去哈佛大学读书；后来是柳传志、朱洪江、何享健等制造业大亨，他们都把公司和权力交给了年轻一辈；再后来，风气传到互联网行业，马云和史玉柱也决定退休了，后者过上了打游戏、炒股票，闲云野鹤地四处游玩的退休生活，前者却无法从愈演愈烈的商业江湖中彻底抽离。而六十岁退休的任志强，用两年时间写完了58万字的自传，有人开玩笑说这自传恐怕写早了，因为照这样旺盛的生产力，任志强还能为社会创造不少价值。
的确，相比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依然兢兢业业的香港企业家，大陆企业家的退休时间似乎提早了不少。以上人物中，年龄最大的何享健如今也不过72岁，最年轻的马云还不到50周岁。
有人因此认为，大陆企业家的过早退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和商业世界的损失。原因无非是，他们的阅历和经验日臻成熟，而体力尚且强壮，还可以像李嘉诚那样继续创造价值。
然而，不同商业环境下的个人取舍，不能一概而论。何况，早退休也并不见得是坏事。
人生一世，无非进退二字。知进退，明荣辱。退而难进，是力有不逮。进而不退，则是身不由己。
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这一代香港企业家，之所以晚退休，一是自身个性使然，他们均出生于1920年代，经历战乱灾祸，富有打拼精神，一生闲不住；二是因为他们均属家族财阀，家族企业延续的基础，是族长权威和家族秩序，但权威、关系、人脉也是最不容易传递的软实力。第三，子孙后辈众多，面临传承选择，却缺乏满意的人选，所以只好身先士卒。
相比之下，大陆商界领袖因为不必面临以上种种困境，所以可以相对轻松地从一线退下。
中国商业界，缺乏权威，也不需要权威，而是需要思考者、开创者和瞭望者，这是商业领袖的价值。
像柳传志、王石、马云这些商业领袖，完全不必担心退休后无可作为，反而因为退出日常经营管理，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作为开创者的他们，早已被标签化和符号化。在公司内部，他们仍被视为精神领袖，即便不再担任管理职务，他们的价值观以企业文化的方式得到传承，他们建立的治理方式和商业理念，依旧行之有效地驱动组织运转，并在公司外部得到传扬借鉴。而他们则无须事必躬亲，从而得以抽离出来，无论著书立说，异域求学，还是天使投资，抑或游戏玩乐，均是他们的自由。而这种自由选择之中，便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
譬如王石在美国游学之余，对万科开拓美国房地产市场起到无形的推动作用。而最近宣布退休的腾讯联合创始人张志东，未来可能投身腾讯学院，致力于技术人才的培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不以财富多少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应当承认不同的价值观，尊重多元的价值选择，并提供多样化的实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商业领袖应当感到庆幸。得益于现代公司日益健全的治理机制、人才结构和退出机制，他们可以在创业成功之后功成身退，致力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展开商业之外的丰富人生。如今还担任联想控股董事长职务的柳传志，早就说过，有朝一日联想控股上市之后，他便可以安然卸任了。（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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