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哥和“有事找组织”

    标哥揣着大把现金和一颗救助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雄心来到美国，在中央公园大宴宾客。250名流浪汉坐着舒适豪华大巴，来到高大上的船坞餐厅，吃了一顿高大上的免费牛排餐，现场观赏了标哥精心准备、亲自出演的高大上的文艺节目，度过了或许是他们一生中最高大上的一个中午。酒足饭饱了，曲终人散了，人生完整了，按照中国人投桃报李的思维，本该对金主感恩戴德才是。可惜美国流浪汉和所有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一样，早在年复一年政客们竞选拉票时的许诺和当选后的兑现之间的巨大落差中练就了一身穷追猛打的功夫，因为没能现场拿到标哥在活动广告中许给每个人的300美元现金，他们居然把他说成骗子，还借着牛排提供的能量顺势搞了场饭后示威。

    标哥着实冤枉，他不是没掏钱，而只不过是听从了负责帮他招募前来赴宴的流浪汉的本地社会服务组织的建议，把原计划发到个人手里的钱一分不少的交给了“组织”。

    这种做法对标哥这一代在中国文化中长大、习惯了“有事找组织”的人来说显得顺理成章：既然是服务流浪汉的组织，当然是流浪汉们的代表，既然组织认为用这笔钱为流浪汉们搞工作培训比让他们直接去挥霍对流浪汉本身更有好处，那无论是流浪汉还是慈善家当然应该都“服从组织”。所以事后被媒体追问此事时，标哥两手一摊说自己问心无愧——钱交给组织和交给流浪汉本人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在美国这还真不是一回事。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美国文化对个人至上的推崇和对集体概念的淡漠带来的结果，但这种解释其实过于简单。事实上，在美国这样一个把实现个人价值当作宗教信仰般执着信奉的社会里，作为集体单位的“组织”不仅不是形同庶出自生自灭，反而是理直气壮遍地开花。如果有可能对美国和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团体组织的数量做出准确的统计，前者定会是后者的百倍甚至千万倍。按照政治观点划分的党派，按照使命划分的服务团体，按照职业划分的工会，按照兴趣划分的协会，按照族群划分的联盟，按照驻地划分的社区委员会，还有为某个议题临时拉起的大旗，都能迅速在麾下招揽起志同道合的浩荡人马。即使跟哪儿都靠不上的人通常也会聚在一起以“跟哪儿都靠不上”为特色建起自己的组织，比如近年来大学里传统的亚裔，非裔，西语裔学生组织中迅速冒起的“混血儿学生会”。要是两头三条腿的马能互相找到对方它俩成立个联盟也不稀奇。

    但在美国，这种个体向“组织”的积极靠拢与其说是基于理念上的自主追求，不如说是建立在实际利益之上的“斗争手段”。一个人人都可以毫无顾忌畅所欲言的社会就是个人声嘈杂的广场，每个独立的声音被听到和被认可的几率不是更大而是更小。想要让自己的声音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就必须把独唱变成合唱。不管是反拆迁、讨经费还是借个场地开舞会，只要你能把主语从“我”变成“我们”，你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人越多，势越重，机会就越大，所以这些年很多华人的组织把名字改成“泛亚”，很多同性恋组织也在LGBT后面加了个Q，把介于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人群都吸收到原本属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阵营中。

    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松散流动，组织和个人的关系绝非中国人熟悉的“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而更像是鲍勃迪伦唱到的“blowin' in the wind” （随风飘荡），谁也不能代表谁，谁也用不着服从谁，利益一变关系立马解除。纽约前市长彭博当年可以为赢得竞选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不停的变换党籍，流浪汉们当然也可以为了300块跟带他们去吃饭的服务组织翻脸，这一点一路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标哥怕是真的没整明白。（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