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希腊公投时代”法国的“中庸之道”

    回想起这两周以来在希腊、欧元区和欧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颇有些跌宕起伏。先是欧洲央行实在“忍无可忍”，决定不再继续对希腊提供紧急注资；而新上台、椅子还没坐稳的希腊年轻总理齐普拉斯也不示弱，当即宣布自6月29日周一起实行三大政策——关闭银行一周、对现金提取加以限额和禁止传统汇款业务，并在7月5日周日举行希腊全民“公投”。

    而让欧元区和欧盟领导人更为大跌眼镜的是，希腊的公投结果表明，就欧盟对希腊进一步援助的紧缩计划，六成多的希腊投票者（61.3%）选择投了“否”票。对欧盟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地震”，因为在欧盟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有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国，例如当下希腊的“Grexit”（希腊退欧）问题，那么严肃而迫切地摆到了欧盟人的面前。

    平日貌似有些“平庸”的法国总统，此时却表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应奥朗德的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以及其他有关的欧盟关键人物于7月6日周一赶到了巴黎，召开紧急会议。

    要从经济实力角度看，法国在欧元区只是第二大经济体，排在德国之后。然而，为何此次巴黎却成了欧元区乃至欧盟的中心，来组织应对希腊人投“否”所引发地震般的“公投危机”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在“后希腊公投时代”的欧洲，法国正在扮演着主角般的领导角色。

    诚然，希腊公投的结果，着实有些让欧元区的人也觉得措手不及，因而关于希腊与欧元区、欧盟前途的反应与估测可谓多多。有人笑来有人哭，而其中高调“唱衰”欧元区论调的，主要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国家的主流媒体。欧洲大陆文化国家与英美文化国家之间，历来明争暗斗；而突如其来的这场希腊“公投危机”，更是让英吉利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彼岸英美两国的好事者们，盼着能大看热闹一番。

    然而，从笔者在欧洲生活10多年的感受来看，希腊公投只是一个“猫鼠游戏”而已，因为在公投之前，齐普拉斯和“三驾马车”双方都深知对方的底线。笔者将这底线归纳为两个“不惜一切代价”：希腊相信欧盟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继续将希腊留在欧元区；而欧盟也相信希腊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不敢退出欧元区。齐普拉斯尽管是一位在欧洲政坛算得上极为年轻的政客，但他却谙熟如何操纵希腊民众与民意，推动民众投“否”票，以便能将该结果用于与“三驾马车”的讨价还价之中。

    在意料之中、也不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是，希腊公投令人惊讶的结果立马将欧元区的欧洲人一分为二——一个阵营是“欧洲南方”国家，他们感到高兴甚至激动不已，对希腊人就欧盟的紧缩政策投“否”票大加鼓掌，并支持在希腊与欧元区或欧盟至之间继续展开新的磋商；另一个阵营是“欧洲北方”国家，他们对希腊的“不识抬举”感到不高兴乃至气愤，抨击希腊人胆敢投“否”票的行为，并一致主张希腊立即退出欧元区，以期一了百了。

    显而易见，欧洲北方和欧洲南方这两个国家阵营是“不可妥协”的，由于南北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上的巨大差异性。实际上，欧洲的“北方”和“南方”代表的是相互之间迥异的两种文化：“欧洲北方”主要被视为“日耳曼文化”，而“欧洲南方”则属于“拉丁文化”的范畴。我们经常会听到人提及的有些印象是，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区别在于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勤劳精神对懒惰风气、有纪律性对无纪律性等。毫无疑问，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是偏见乃至成见，但至少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各自所具有的某些特定属性。

    除了文化背景之外，欧洲南、北方之间的政治背景也是差异如此之大，尽管一般都认为两者都是建立在标准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之上。根据笔者的观察，在欧洲北方国家，政治局势总体更加稳定；而在欧洲南方国家，则经常是政坛更迭频繁，在有些南欧国家甚至如同走马灯。欧洲北方国家在政治上多“行动”，而欧洲南方国家则政治上多“言语”，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信用”问题。还有是欧洲南、北方国家在“面子”和“利益”上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这次希腊公投在笔者看来，希腊人首先注重的是其“面子”和“尊严”，这一点要远胜过希腊人的“利益”，至少在公投之际是如此。所以可以见到在公投后对希腊人的诸多媒体采访中，都会听到“我们需要尊严，尊严胜过一切”、“希腊是整个欧洲民主的发源地”，以及“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征求我的意见”诸如此类的话语。实际上，意识形态似乎对欧洲南方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利益和益处则对生活在欧洲北方的人来说更加重要，这一点从德国人长期的低调和忍辱中发展与获利可见一斑。

    至于经济现状与增长势头，欧洲北方国家的经济总体上要比欧洲南方国家更加“健壮”（奥朗德的措辞）。德国是欧洲第一大、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等其它欧洲北方国家，历来也以其上乘的经济业绩而著称。德国早已从欧债危机中率先摆脱出来，并已走上复苏与增长之路；哪怕奥地利这样的中欧小国竟然在欧债危机最为严重之际，也能保持欧元区乃至欧盟最低的失业率记录与不错的经济增长率业绩。而欧洲南方国家，甚至到了被高盛公司戏称为“南欧猪国”的地步。这个词尽管只是南欧四国国名首字母的缩合体，但还是能透露出高盛公司的些许不屑心思。

    经济要素当然是关键的，但有时历史要素也会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尤其是在特殊的时期，例如金融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这样的低谷时期。德国堪称欧洲北方国家的一个代表，而希腊则是欧洲南方国家的一个代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过希腊，并对希腊人倍加蹂躏。尽管德国官方多次表态，认为二战的“战争债”经过几大公约，已经都在历史上偿还和“一笔勾销”了，但迄今希腊人仍然认为，德国对希腊尚欠有二战期间的巨额“德国债”，因而默克尔的头像经常被希腊媒体用来比作前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由此，不少的希腊人就出现了这样的心理，即认为：因为德国还欠希腊那么多的战争债，所以希腊人借了德国人的钱，自然也可以不用还或全还。

    鉴于双方各自均持颇为极端的立场与相互的严重误解，笔者认为倘若没有法国这个特殊的国家，欧洲北方与欧洲南方此番是难以达成相互妥协的。那么，法国究竟特殊在何处？从地理角度而言，法国具备其特定的优势：法国北方属于欧洲北方，而法国南方属于欧洲南方，可以说法国是欧洲大陆上跨着欧洲北方与南方的唯一大经济体国家。因此，基于共同的文化纽带、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在法国北方的法国人更能理解在欧洲北方的欧洲人，在法国南方的法国人更能理解在欧洲南方的欧洲人。实际上，也正是基于地理的这把“万能钥匙”，使得法国成为欧洲北方与欧洲南方之间的调解者与协调者，进而成为此次希腊危机中的欧洲组织者与领导者。

    由于在五大洲中，欧洲是世界上第一块工业革命的大陆，可以说各方面都是相对发达的。而欧元区的成员国也都被称为“民主国家”，这也是为何希腊人使用“民主”来对抗欧盟的紧缩政策。而德国人自然也知道使用“民主”这个工具，来对其总理默克尔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根据不同的民调结果，在希腊危机之前，一直有高达50%乃至75%的德国人，希望“将希腊一脚踢出欧元区”。

    在此番危机中，德国和希腊也是各唱各的曲子。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责任”这个词，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则喜欢“互助 ”这个词。最后，还是靠法国总统奥朗德，终于在德国与希腊之间找到了一种妥协，并提出了三个词“责任、互助与快捷”来解决此次危机。而这很快就成了欧元区和欧盟领导人，在寻求解决希腊公投危机中的座右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