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向有“冒险”、“抱团”传统，原本就一无所有，便不害怕失去更多，天然有一股决然气概，再加上头脑灵光、吃苦耐劳、团结互助，造就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崛起。然而三十年后，温州亦非当日之温州，温州人的这两项优良传统，却开始悄然变味，伏笔着危机。

    大约在2001年前后，“温州购房团”一夜间名声鹊起，诸如“太太看房团”，“媒体看房团”纷至沓来，温州人就连买房也喜欢“抱团”，胃口之大，以至于将整个楼盘，乃至社区买下。

    与此相对，则是温州实体经济的每况愈下。此后经年，不时有企业主卖掉工厂，转身楼市。究其原因，从打火机、纽扣、开关等小商品起家，实业之艰辛已尽人皆知，且不足以承载新富阶层日益膨胀的财富渴求，而信奉“钱生钱”的温州人并不喜欢炒股，买国债，只是觉得“房子实在”。现金纷纷流入房市，在推高房价的同时，留下弱不禁风的实体经济和意兴阑珊的实业之心。

    此后，2004年和2009年，温州相继爆发两轮房产投资热潮。房产投资热点从上海、北京转移到东南亚、中东和海南。一个温州老板在越南芒街建成中国轻工城，温州同乡买走所有商铺；柬埔寨，十个温州人中至少有六个从事地产投资；2004年，叫价960万的迪拜“耶稣岛”别墅，温州人是最大的主顾。2009年，温州人又成为“海南岛开发热”的主力军。

    与之相伴，则是制造业日渐萎缩。2009年，经济危机之下，温州打火机企业锐减至100多家，上百鞋企破产，“鞋王”霸力集团颓然倒闭，幸存鞋厂停工歇业，鞋企遍布的龙湾区俨然空城。

    度尽劫波，初心不再。重新进入制造业，无数温州老板为钱发愁，此时，“抱团”传统和资本寻利天性暗自滋生复杂的民间金融格局，而“冒险”精神鼓舞着他们借贷经营。高利贷利息之高，大大超出经营利润，明知一死，却别无选择，与当初“男儿立志出乡关”情相似、景却不同。也许他们早有计议，一旦资金链断裂，债主逼债，“跑路”或“死亡”，已是既成之计。

    时下蔚为壮观的温州老板“跑路潮”，不禁令人恍然想起80年代的香港影片，一群走投无路之人，如丧家犬般躲闪藏移，只不过主角变成了商人，他们本该在工厂主持生产，如今却像江湖弟子一般辗转飘零，甚或一死了之，让人不解究竟是他们的不幸，还是时代的悲哀？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在80年代，刚富起来的温州老板也曾发生一起震惊朝野的“跑路事件”。

    1982年6月的一天，25岁的胡金林在柳市镇的大街上溜达，看到“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耳听得沉寂三四年的大喇叭开始声嘶力竭地宣传打击投机倒把，刚补缴了17个月税款的他预感大事不妙，索性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出去避风头。

    两周后，胡金林安然返回，干部们告诉他，“从现在起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形势日紧。7月的一个黄昏，一个要好的乡镇干部骑车经过胡金林家时喊道：“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胡金林在屋内听得分明，当即拿出早已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都没来得及告别就仓皇逃走。当晚12点，警车呼啸而至，胡金林已然逃出柳市。

    两个月后，公安部对“五金大王”胡金林发布通缉令，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一路向北，流窜至东北深山，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藏。两年后的1985年1月15日，他悄然返回柳市过春节，当夜即被抓捕。次日一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播报了这条“重大新闻”：“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胡金林被关进重刑犯单间，他心灰意冷，甚至做好死刑准备，谁知66天后形势好转，竟被无罪释放。

    胡金林外逃的两年间，“八大王”中其他“七王”亦殊途同归。“矿灯大王”程步青最早被捕，公审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接受批斗。“目录大王”叶建华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就被铐住。“电器大王”郑元忠逃亡20个月，游走几十个省市，最终锒铛入狱。“线圈大王”郑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和“旧货大王”王迈仟也相继被捕，只有“螺丝大王”刘大源没有坐牢，代价是亡命天涯三年，甚至与乞丐抢食，回家时形容枯槁，亲朋不敢相认。

    平反之后，“八大王”无一再现当年辉煌。刘大源后来转向精密焊接，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腰包，放着身份证、银行卡和4000元钱。他说，“这是为了我随时能走，还是怕啊。”说这话时，温州资本血脉喷张地涌向楼市，而刘大源不会想到，多年后，后人仍免不了这条老路。

    回头来看，在缺乏安全感的商业环境中，除了转移资产、准备随时跑路，又能如何呢？

    本文作者杜博奇为财富中文网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