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乐清“抬会风波”惨淡收场。官方在扑灭了这场人为灾难之后，对民间资本的种种诉求却未引起必要的重视，正如以往和后来的多数问题草草解决便万事大吉，一厢情愿地认为一劳永逸而疏于反顾。然而，一个修正错误、建立秩序的机会就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

    长久以后，民间资本未能获得合法身份，以模糊的面貌尴尬地游走于市场、政策、国有资本之间，充当着“救火者”、“补充者”等多重角色。尽管藏于地下，仍是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一环。

    1986年之后，宏观经济环境时紧时松，温州民间信贷时张时弛，但基本上均处于可控状态。到2001年，温州民间融资比例下降到全市贷款的45%，此后一直下降，直至2004年宏观层面趋紧，政策调控，银根紧缩，温州民间借贷再次活跃起来，涌现出大量“担保公司”。

    这样的背景下，一度销声匿迹的“抬会”在乐清“复活”，一个名叫陈美兰的农妇成为事件主角。

    2005年，陈美兰打着“经济互助会”的名号办起“抬会”。陈美兰担任会主，通过熟人关系网络层层发展会员，许以重利，募集资金，用于发放高利贷。由于操作得法，且可准时发放红利，陈美兰信用暴涨，吸引大批会员参加。但随着规模扩大、利率抬高，“经济互助会”入不敷出，“财务黑洞”越来越大，陈美兰左支右绌，不得不向他人借高利贷周转，最终于2008 年底金融危机风雨欲来之际东窗事发，亏空8000万。2009年，陈美兰锒铛入狱。

    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温州人均收入大大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客观上存在巨大的资金冗余。普通温州人对于股票等事物缺乏安全感，又不愿储蓄，大笔资金用于炒楼，至于小额资金，如果有高于银行利率且相对可靠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所以，听凭熟人介绍的“抬会”才会暗火不哑。

    在温州，无论“抬会”还是“经济互助会”，以及所谓的“担保公司”、“担保行”，民间借贷的粗鄙可见一斑。由于缺乏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温州民间长期以自发形式存在，以人际网络为纽带，以个人信用为担保，形成互相担保的特征，甚至有灰暗势力涉足，种种因素导致其脆弱性和连带性，一旦爆发恐慌，本来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可能因为担保而出问题。

    如同硬币的另一面，民间资本积蓄、丰盈、寻求出路，乃是实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却被长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民营经济活跃的温州时而爆出民间资本问题，凸显的当然不止区域性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大范围预警，却未能在当时引起足够的注意，从而一再错失改革机会。

    2011年，温州企业主“跑路”风潮之下，浙江宁波、台州，以及鄂尔多斯等地亦出现类似事件。撇开少数趁乱作祟者，大多数“跑路者”属于无路可走的中小企业主，官方融资渠道不畅，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而脆弱、无序的民间金融体系经不起丝毫风吹草动，他们于是成为其中的牺牲品。然而，放诸视野，这难道不是实体经济在短视现实前的节节败退吗？

    如果说温州尚不足以代表全局，那么“中国制造”在汇率、运输成本、用工成本、人口红利等因素挤压之下长久停于低端的现实，以及巨额外汇储备、不知所用的财政、被地产捆绑的银行、节节攀高的物价指数，无一不在呈现着整体困境，在西方世界制造着“人傻、钱多”的笑料。

    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不解的国度。一方面，运行着号称最先进的制度，另一方面则被古老的传统羁绊。千年以降，官方体系中自下至上的“报喜不报忧”仍大有市场，问题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反思变得轻巧、随意、浮光掠影，丝毫不会触及问题实质，也无法触痛某些敏感的部分。

    一个企业不会善于钱财尚可原谅，一个国家若因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未免可惜。然而人们似乎得了健忘症，总是沉溺于短暂的欢愉和数字的荣光，亦或现世太过匆忙，不屑扒开创口，从中回味伤痛，以避免下一次受伤。于是，我们看到类似的悲剧经久不息，只不过灯盏摇曳，换了时空。而历史的驴子逡巡于现实的磨盘，环环相匝，无言地诉说着改革种种。

    令人唏嘘的是，2005年民间借贷盛行之际，温州大企业却将资金用于“地产化”。如打火机企业日丰集团，鞋企奥康集团、制造小型电器的人民电器集团、做男装的报喜鸟集团纷纷开展房地产业务。人民电器董事长邓元豹一次在媒体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对一些地产要长期持有，获得地产上涨和租金上涨的双重利润”。2009年浙江民企百强名单中，上升最快的正是房地产行业。

    一个可能被忽视的事实是，温州资本的分流化倾向：早先成名的大企业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资金并不困难，这些企业却大多迷失于“多元化”；而真正缺钱的是在制造业起步的中小企业，银行对它们的态度，常常如辜鸿铭所言“晴天借给你伞，雨天把伞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