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元旦不久，李途纯从检察官那里听到了“不予起诉、无罪释放”的裁定，这时候他已经被羁押588天了。他很快就将知道，自己失去了一手创办的太子奶集团的全部权益。
李途纯的发迹是个人奋斗的成果，当然也离不开大环境，与其说有什么不光彩，不如说时代使然。
1993年，李途纯印了一批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挂历，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至于如何从银行获得10万元的贷款，生意人自然有生意人的办法和秘密，而外人无从得知。李途纯又做过一些不太成功的生意，后来发现富人喜欢喝一种奶制品，便回郴州办起了太子奶。
太子奶没有从容的成长环境，始终处于资金压力之下，李途纯的赌性提供了原始的驱动。
1997年，李途纯以8888万元的天价，把太子奶广告送到央视黄金时段。“标王”风采背后，成立仅一年的太子奶已有半年没有发过工资。但广告带来了8亿元订单让李途纯初尝甜头，采取“零风险策略”吸引经销商加盟，迅速构建起一张全国销售网络。2007年太子奶销售额达到30亿元，与高盛、摩根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但这一次，李途纯赌输了。
2009年，太子奶资金链断裂，被株洲市政府控股企业高科奶业接管。李途纯数次试图重掌局面，均无功而返，在2010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抽逃出资”被拘留。
小企业自有小企业的难处，大企业也有大企业的困境。企业小的时候，不受重视，银行贷款难比登天，企业做大后，政府另眼相看，提供种种优惠，企业往往成为政商博弈的“深水区”。李途纯的“赌性”令太子奶处于刀尖行走的险境，政商关系的恶化最终葬送了这家企业。据说李途纯竭力控制局面时，某国有银行强行收回2亿元贷款，行长还因此获得嘉奖。
太子奶一案体现了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紧张、不信任，以及政府的家长作风，在迈克尔•波特看来，这正是公司经营的“隐含成本”。而在中国商业史上，类似案例多如牛毛，实在不足为奇。
中国历史上，政商博弈由来已久，尤以民国时期最为直白、炽烈，也最具典型色彩。
1937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宋子文借机入股，获得半数股权，控股这家著名民族企业。在此前后，奉系军阀以筹措军饷为名勒索范旭东20万银元，久大精盐管理层瞒着范旭东上下打点8万银元，才算了事。范旭东捡回一条命来，得知事情原委，只能徒唤奈何。
1941年，民生公司发行新股，宋子文提出入股要求，被卢作孚识破意图而作罢。1944年，范旭东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妥1600万美元借款，因政府拒绝担保不得其行，范旭东郁郁而终，久大精盐也因资金困顿随即没落。1948年，“荣德生绑票案”震惊上海滩，荣家遭遇上海警察局重重敲诈，荣宗敬一命归西，荣鸿元在蒋经国“打虎行动”中锒铛入狱，荣毅仁因“军粉霉烂案”被捕，几近家破人亡。出于对政治的畏惧，荣氏一族大半流离海外。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升级本国所有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商业运行更有效率，则它就选择了繁荣；如果一国允许破坏生产力的政策存在，或者技能培训仅为少数人服务，或者仅靠家庭背景或者政府的妥协才能成功，则该国就限制了本国财富的增加，也即选择了贫穷”。
从仰融、李经纬、戴国芳、兰世立，到今天的李途纯案，外界通常将当事人的败落归咎于他们自身，譬如仰融的傲慢自大、戴国芳的不通世故、李途纯的疯狂赌性，他们固然有各自的性格缺憾，但是不应忽略促成他们性格的环境因素，以及形成这种环境的历史原因。
对公司而言，政商关系是无法控制的“隐形成本”，对于“国家竞争势力”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有意思的是，李途纯被释放后，在家乡的五尖山埋头打造旅游项目，他买了2000多亩土地，又从当地政府那里租赁到2000多亩，计划建立一个“全球最大的红色主题旅游基地”。
李途纯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气，过去一年多的经历似乎并未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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