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污染和拥堵，中国多地政府部门正尝试用各种手段来减少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其中的一些政策降低了现有车辆的使用频率，例如车牌尾号限行。但最近有多个城市已经开始限制新车购买。目前主要出现了两种限购方式：摇号，即向随机抽取的申请人免费（或收取少量费用）发放车牌；或拍卖，即出价最高者获得车牌。使用这些方法的城市越来越多。北京、杭州和贵阳使用摇号式，而上海和天津使用拍卖式。广州则采取折中的办法，一半拍卖，一半摇号。
这些方法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在分配稀缺的车牌方面，哪种方式更好？如果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下发同样数量的牌照，道路上增加的车辆数是一样的，在减少拥堵和污染方面的效果也是一样的。那么其区别何在？区别肯定是有的，但先让我们退回去看看如何给“更好”下定义。
要理解经济学家对于“更好”的定义，我想讲一个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我母亲烤的苹果派特别好吃，每次她做苹果派的时候，我总是会让她尽可能多切一点给我。要得到一大块苹果派，有两点是很重要的。首先是馅饼的尺寸，越大越好，所以我更愿意让母亲使用9英寸而不是8英寸的平底锅。一旦馅饼做好了之后，我必须和兄弟和父母分享。因此，我对如何分馅饼也很在意。经济学家对于“更好”的理解也是如此：馅饼有多大，如何切分。前者称之为“效率”（efficiency），后者称之为“公平性”（equity）。
让我们把这两个原则应用到汽车限购上。如果最终成果是高效的，那么它所带来的总收益也应该尽可能的高（就像一个尺寸足够大的馅饼）。真实情况将是每个可能参与交易的人都能获益。车牌拍卖方式就是高效的，因为它用光了所有可能的交易意愿。假设要拍卖1万个牌照，那么出价最高的1万人将获得这些牌照。一旦拍卖结束，任何有效的交易都不复存在。因为最想要牌照的那1万个人已经如愿以偿，没有人愿意掏更多的钱让中标者弃权。如果真有的话，这些人在起初拍卖时就会出更高的价钱。
摇号则截然不同。在摇号时，任何参与者，哪怕想要获得牌照的愿望并不强烈，也都可以去试试运气。如果走运就能拿到车牌。在这个过程中，效益达到了最大化了吗，或换句话来说，用光了所有可能的交易意愿了吗？没有。有些人运气不好，但是他们愿意比那些运气好的人付更多的钱来获得牌照。这里存在一个双方愿意交换的价格（高于获胜者、低于输家）。这将让双方如愿以偿，而且也能提升效率。
为什么此类交易没有发生？因为摇号规则不允许转让抽中的车牌。摇号并没能满足所有有利可图的交易，而这一点在车牌黑市尤为触目惊心。在北京，非法二级市场一个车牌的出售价格可以高达约20万。今年，北京车牌摇号的中签率预计为1:150，而这些人获得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资产。在很多人看来，这一资产对别人来说价值更高，因此他们即便是冒着犯法的风险也愿意去换取更高的回报。
很多人认为摇号系统更公平，因为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获胜。这是一个公平性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分馅饼。经济学家很难去界定公平性，因为这需要权衡不同人的福祉。我们该如何去权衡摇号中签者和未中签者的福祉？因此，在评判摇号系统的公平性之前，我们必须就此选择立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回避这个问题，但他们会说，如果你觉得摇号更公平，那么在摇号时你必须心甘情愿地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作为代价。
对于那些喜欢摇号的人来说，这里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双方皆大欢喜——在保留摇号系统的同时设立合法的二级市场。那些中签者可以决定是自己留用，还是将其卖给更需要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做，在所有交易结束之后，拥有车牌的还会是同一批人，就像拍卖的结果一样。这一惊人的现象被称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以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尔德•科斯（Ronald Coase）命名。原理如下：假设我们有1万个牌照需要用摇号的方式来发放，如果一些中签者并不在最想要牌照的那1万个人之列，那么他们将愿意把牌照卖给那些最想要牌照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多次交易，但车牌最终应该落到最想要车牌的人的手中。但这原本就是拍卖所带来的结果，而且具有相同的效率。唯一不同于拍卖的地方在于，中签者将变得更富有，而政府却颗粒无归，这就是公平性所带来的差异。
对于拍卖制，人们主要诟病的地方在于，最后能在大街上开车的人将以富人居多。这一担忧具有现实意义，但不带有二级市场的摇号体系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因为摇号具有随意性（有些富人不花钱就能被抽中），而且并没有将车牌分配给那些最想要车牌的人。那倒不如拍卖这些车牌，然后让政府用这笔收益来帮助贫困家庭或投资公共交通设施，从而为无车一族提供更好的出行选择。如果我们担心政府可能难以完成这一再分配工作，那么我们应在保留摇号体系的同时设立合法的二级市场。如果那些被抽中的幸运儿更愿意用所得换取自己更想要的东西，那么没有理由非强迫他们去开车。（财富中文网）
译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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