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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近观欧洲

查理周刊案背后的症结:法国非洲裔年轻人“融入”难题

赵永升 2015年01月15日

赵永升,财富中文网专栏作者,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本专栏聚焦欧洲经济、文化及中国公司在欧洲的发展。
《查理周刊》本周已恢复出刊,在谴责暴力袭击、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引发血案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也值得注意。仔细阅读这次涉案的恐怖袭击者简历,不难发现存在四大共同特征:均是非洲移民后裔;年轻;信奉伊斯兰教;曾很长时间失业。

    《查理周刊》本周三照常发行,其头条漫画还是以先知为题,默罕默德留着眼泪,手持“我是查理”的牌子。一句醒目的标题写着“宽恕一切”字样。尤其在《查理周刊》字样下面,第一次加了一行红底白字“不负责任的报纸”。作为一家颇为自傲、大嘴调侃的法国政治与宗教讽刺类报刊,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妥协。
2015年1月14日周三《查理周刊》头条漫画(来源:法国《世界报》2015年1月13日期。特别声明:此处引用本漫画,仅为文中阐述之需,作者不介入对漫画内容的任何评论)
 
    枪击事件发生后,笔者认为,法国人乃至欧洲人都在将问题悄然地转向一些更加宽泛的概念,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导致此类严重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症结。

    如果仔细阅读这次涉案的恐怖主义者的简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存有四大共同特征,那就是:第一、均是来自非洲的移民后裔,多数已是第二代移民。细微区别在于Kouachi兄弟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移民后裔,而Coulibaly则来自我们俗称“黑非洲”地区的国家马里。第二、都是年轻人,年龄也相仿,多数都在30多岁,有32岁的、也有34岁的,除了在逃的嫌疑犯Coulibaly之妻年仅26岁。第三、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

    第四、他们都曾经很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大部分时间甚至是处于“完全失业”状态(Chômage complet),指的是无任何职业活动,各类临时或钟点工作均含在内。Kouachi兄弟在长期的失业期间,也曾短暂到一家比萨店做过临时工。Coulibaly更是在2009年7月15日参加一个500人代表团,在爱丽舍宫受到总统接见时,恳请当时的总统萨科奇帮着他找工作。当时法国的《费加罗报》还对此事做了专题报道。

    报纸标题:“Amedi,27岁,今天下午遇到萨科奇总统”(来源:法国《费加罗报》2009年7月15日期) 

    而在对恐怖暴力的悲愤之余,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极端,进而走向恐怖暴力?其实,笔者将对法国的反思部分归咎于“族群主义”。“Communautarisme”这个法语单词,词典将其译为“社区主义”;笔者认为此译法欠妥,特将其译为“族群主义”。基于不同的种族背景、宗教背景、文化背景与经济背景等,来自不同“源国家”的族群,在同一个“目标国家”的一个特定地域,按照“分区化”方式进行居住,容易由此引起相应的就业机会与失业概率等多种经济变量,也随之呈现“族群化”趋势。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都由于这种“族群主义”引起了大大小小的纷争,乃至升到都市或社会层面的骚乱。

    巴黎是西方社会中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大都市之一,其市政规划设计也颇有特色与合理性:对巴黎市区蜗牛状划分的井然有序,在此不再赘述;在市区东西两侧、离市中心较近的塞纳河谷地、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建有五座“新城”(英美国家习惯将其称之为“卫星城”),环绕历史悠久的巴黎城。这五座新城从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西北是赛尔基-蓬杜瓦兹市,东边是马恩-拉瓦莱市,东南有默龙-色纳市,南边有埃夫里市,西边为圣康丁-昂-伊夫利纳市。

    诚然,巴黎以其“新城”建设形式,将世界上不少都市难以解决的人口膨胀与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较为成功地加以解决。然而在笔者看来,巴黎的市政规划和建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异大的不同阶层分居不同区域的特点。巴黎中心区由于历史原因,已经形成相当明显的“穷人区”和“富人区”,如16区、8区和5区都是富人区,而18区、19区、20区则是穷人区。

    此次的劫持犯Kouachi兄弟就家住在19区。他们枪击了《查理周刊》总部之后,也是开车回到19区,再从19区换车外逃。笔者曾多次去那一带考察,那里的房屋结构酷似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大板楼,相当简陋。路上遇到白人不多,那里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与19区相反,在巴黎西边的凡尔赛市和南边的梭市,则看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别墅,或是豪华独栋,或是联体别墅,路上遇不到几个黑人和阿拉伯人。

    巴黎的这种市政规划特征,丝毫没能解决城市族群“分区化”的问题;相反,原先不同市区间的贫富差异,进一步放大到了不同的新城之间。巴黎的“富人新城”和“富人区”,由于治安好、人才多、环境美等因素,后来陆续汇集了大批的所谓“富人公司”。至于“穷人新城”和“穷人区”,不难想象,由于治安差、人才少、环境恶等因素,令企业谈虎色变。久而久之,贫富新城(区)之间的差异,就进一步体现在创业与就业上了,而与之相应的就业机会与失业概率等变量,自然也随之呈现“族群化”趋势。

    Kouachi兄弟就是在这样的区,与其所谓的“导师”认识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导师”深知巴黎的底细,潜入这类的“穷人新城”和“穷人区”。由于“族群效应”,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大有人在,即使在大白天,也经常能见到成群结队的青年游民。尽管法国设有颇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能确保这些失业者能够拿到一定的失业补助;但要知道这些人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们在法国社会,尤其是所谓的“主流社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极端组织的所谓“导师”就正好趁虚而入。先用金钱吸引,后用宗教迷惑,进一步送到也门基地,加以系统的宗教“极端化”教育,最终达到彻底“洗脑”的程度,而后委以此类《查理周刊》灭门的“重任”。极端组织的“导师”,同时也让“学生”进一步发展极端成员。Coulibaly尽管多次蹲过监狱,偷盗、斗殴和贩卖毒品,但在认识Kouachi兄弟之前并没有“极端化”,。正是Kouachi兄弟将其彻底“浸染”在伊斯兰极端思想之中,终至于此。

    又赶上2008年欧债危机爆发,欧洲整体经济一直萎靡不振,法国经济更是艰难匍匐。根据法兰西银行的数据,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去年第四季度GDP仅增长0.1%,全年实现0.4%,远低于法国政府和欧盟预期的1.0%。又依据法国劳动部公布的数据,去年法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0.4%,换言之有3,432,500人“完全失业”,如果加上“部分失业者”(Chômeurs incomplets),失业总人数达到5,430,000人。初步估计,法国年轻人每四人、甚至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因此,对平时早已是就业弱势群体的“穷人新城”和“穷人区”年轻人而言,法国此等经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笔者认为,这才是导致这些年轻人一步一步走向极端的根本经济原因所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几个年轻人自身存有诸多弱点和孽根性,因为无论是居住在“穷人新城”和“穷人区”,或是多长时间的完全失业,或是其他任何的理由,都不足以为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开脱。

    估计2015年一年法国乃至欧洲整体的重点,都将是接过美国的“反恐”大旗。这固然重要,但其实对法国和欧洲,当下的根本还是尽快走出危机、经济复苏,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政府需要痛下决心,投入足够的财力和物力,设定短期、中期和远期的非洲裔“融入”可行性计划,一步一步加以实施。(财富中文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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