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凌晨（北京时间），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审议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做出一项与中国相关的重大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货币篮子。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将被IMF认定为国际可自由使用货币，并作为世界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同构成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 Basket）。
人民币SDR权重预测
人民币“入篮”这一决定，之所以如此之重大，是因为那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堪称国人之夙愿。媒体界一直以来，尤其近几年对此的报道更是不绝于耳，学术界对此也是研究多年。
笔者有幸能够成为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SDR领域研究多年的学者之一，尤其对人民币“入篮”之后究竟能获得多大的权重问题，笔者经过测算，四年前就提出了10个百分点的观点。参见2011年11月25日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国家主流媒体发表的《欧元应联手人民币与美元抗衡》一文。限于篇幅，在该文中仅有简单论述。
无独有偶。IMF于12月1日同时确认，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所占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经过调整之后，美元在SDR中的比重将占41.73%，欧元为30.93%，日元和英镑将分别占8.33%和8.09%。这与笔者四年前的测算不谋而言。
在之后的几年内，笔者又数次在数篇文章中，对该权重加以进一步的论述。今年最近的两次阐述都在6月份：一次是会上发言——6月中旬在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举办的《“法国研究30年：中国学界的关注与思考”研讨会》上；另一次是文章发表——6月1日在英文版主流媒体《Global Times》上，以《Yuan inclusion in SDR basket inevitable》（《人民币“入篮”势不可挡》）为题发表英文评论文章。
针对在此之前两个月，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访问复旦大学之际发出的一个“信号”——“这不是是否的问题，这是何时的问题”，笔者在6月初曾提出：“人民币加入SDR远非就足够了，哪怕这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已经是一个显著的步骤。实际上，人民币加入SDR不仅仅是‘是否’的问题，或者‘何时’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这篇文章在美国一些媒体上引发讨论。
实际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大有人在，对SDR货币篮子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但对加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所占权重的测算，研究者却是凤毛麟角。直至今年前几个月，面对人民币“入篮”概率显然日益加大之际，包括美国高盛公司、法国巴黎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机构，都纷纷对人民币“入篮”后的占比做出了专业预测，公布权重的数值基本都落在14-16%之间。
由此可见，无论从预测的提前时间（四年多），还是从预测的精确度（误差仅为0.92%）而言，从现有可查资料和信息来看，可以不谦虚地说，在人民币“入篮”后的权重预测领域，笔者有幸成为国内外提前预测时间最早、预测精确度最高之人。
哪怕是前IMF特别提款权部主管沃伦·蔻兹（Warren Coats）也表示，人民币权重应为13.8%。IMF职员在初步评估报告中表示，他们对于人民币权重的初步估测约为15%。瑞银预计，人民币可能被给予10%-15%的权重。瑞银预测的低限貌似靠谱一些，但由于幅度跨得太大，足有5个百分点，其预测力在打分上就自然降了级。直到今年11月26日，加拿大皇家银行策略师Sue Trinh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人民币权重最开始“极有可能”在10%左右。虽然这么临近，但离笔者预测时的2011年11月25日已足足过了四整年时间，其预测的意义显然要大打折扣了，尚且难以排除信息提前泄露的可能性。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为何几乎全都在“入篮”后人民币权重的预测上“走了麦城”呢？其实在笔者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机构只将眼睛盯着贸易、金融与货币这些经济的常规变量上，而忘却了经济之外的其他变量，如地缘政治、国家博弈以及国际几大货币之间的合纵之道。我们需要从中、美、欧三方的角度，来看待“入篮”后人民币的权重问题。
欧元与人民币联手
在2011年《欧元应联手人民币与美元抗衡》一文中，笔者不但预测了10%这个权重，而且首次提出了欧元要与人民币联手，以共同抗衡美元的主张——“对于欧盟来说，联手的第一步也很简单：支持将人民币列入SDR一揽子货币中。如果能给人民币大约10%左右的份额，欧元加人民币就能达到50%左右。作为一种平衡世界不同势力的策略之一，这对欧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美国会极力反对。”
其实，我们所称的IMF特别提款权（SDR），是与一揽子货币挂钩的，即由当今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货币——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所组成，分别占SDR权重的 41.9%、37.4%、11.3%和9.4%。SDR在1981年第一期时，1981-85年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和英镑的权重为42%、19%、13%、13%和13%。由于德法体系与美英日体系之间力量的悬殊，欧元只能选择联手另一个货币，才能与美英日抗衡。SDR里面没有了可以联手的货币，欧盟只能从SDR之外找了；而在SDR之外，也只能从新兴国家中寻找。新兴国家中最佳的潜在国际货币自然是人民币。无论从增长的速度以及经济的体量而言，金砖四国（BRIC）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都难以与中国相提并论。
随着中国实力的突飞猛进以及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中国与多个邻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SWAP）”，这些地区的贸易结算都已开始与中国以人民币计；甚至尼日利亚这么远的非洲国家，也主动提出要将人民币作为其国家的外汇储备。
如果按照盎格鲁-萨克森体系和欧洲大陆体系划分的话，英美日属于前者，而德法属于后者。笔者在此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两个货币区块（Block）：一个先是“马克-法郎区块”，后来在2002年实施欧洲单一货币之后是“欧元区块”，另一个是“美元-英镑-日元区块”。
笔者这种划分法基于文化、历史乃至军事渊源。两个区块的差别相当大，即使到2011-2015年期间，这个假定的“马克-法郎区块”或改用欧元之后“欧洲大陆文化区块”的份额已提高到了37.4%，但依旧远远落后于“美元-英镑-日元区块”或“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区块”的62.6%，两者差距高达25.2%。四分之一尚且有余，可见差距之大。
因此，最为理想的方案是倘若我们提出，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给人民币10%权重的建议，这10%占比同时从“美元-英镑-日元区块”中扣除的话，那么，新的情景就有可能保持不同货币区块之间的平衡了。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加人民币就能达到47.4%，而“美元-英镑-日元区块”则降至52.6%。两者之间的差距（5.2%）就没有那么大了。
最终，人民币如愿以偿拿到了10.92%的权重。笔者相信，在中国申请加入SDR的过程中，欧洲联盟、欧元区，尤其是法国着实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位置一般而言都是被法国人占据，而且因为在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及其经济增长的实现中，法国可能要比其他国家更加迫切地需要中国的援手。例如，今年夏天召开的“法中论坛”，已有两国共500多家企业参与，而论坛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法国投资。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该论坛举办期间访问了法国。笔者有幸作为志愿者为论坛口译工作出力。
要细究起来，估计是受到美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依然要把持着美元霸权，IMF此番决定给人民币的这10.92%的权重，才未能如笔者四年前所盘算那般，全部从“美元-英镑-日元区块”中扣除——日元占比减少2.97点，英镑减少1.31点，而美元几乎没动，只扣除0.17个百分点；换言之，由三大国际货币组成的“美元-英镑-日元区块”，总共才扣除了4.45个百分点。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人还是要感谢欧洲人，因为此次主要的贡献还是欧盟人给的，欧元让出了6.47个百分点——欧元的权重从原来的37.40点降到30.93点，降幅高达17.30%——足见欧洲人在SDR上对人民币的诚意，及其对未来世界货币平衡与“世界货币新秩序”的远见之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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