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

    其次，从上世纪末开始提速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也为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机会。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外，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出口占GDP的比重近10年一直维持在30%以上；出口的年均增长在过去15年的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20%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出口关税，使中国企业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国际市场和快速成长机会。贸易自由化，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各行业能够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外资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高了竞争水平，促使中国企业以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来迎接挑战。这些变化，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也扩大了其规模。此外，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高速成长，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激增，现已突破3.2万亿美元。大量的外汇储备使中国从纯粹的资本输入方变成了资本输出方。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并购市场跨国界并购也实现了一系列规模上的超越。很难对过去10年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关税税率变化做出精确的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众多国家不同的关税税率。笔者和合作的同行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从1996年到2008年，中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17%降到8%。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力是贸易自由化。

“伟大企业”的界定

    然而，规模上的“大”并不等于“强”，更不等同于“伟大”。中国企业习惯接受的生存上的“森林法则”很简单：把自己做成庞然大物，从而提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企业丛林”中的生存机会。可是，庞然大物并不一定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因为它们对食物链的需求很高，在传统资源日益枯竭的当下，做巨无霸其实很辛苦。衡量企业是否伟大的指标，不是总销售收入或是总资产规模，而是盈利能力、财富创造能力，以及企业是否具有一个可持续的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伟大”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基业长青，而实现基业长青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比竞争对手、比资金成本高出一截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简称ROIC）。我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或是旧有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与企业能找到新的方法提高ROIC有关。

    IBM是伟大的企业。它的伟大，在于能够因应时势，勇敢转型，寻找可以大幅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商业模式。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传统的业务——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制造——因为竞争的加剧和替代性产品的出现而导致收入快速萎缩之际，IBM能够重新定位，果断卖掉或是剥离大量虽然带来销售收入但盈利甚微、占用投资资本甚巨的制造业部门，确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的业务格局。这一转型，大幅提高了IBM的ROIC，使一头已显臃肿、步履蹒跚的“大象”开始跳起轻盈的舞步。IBM对自己业务的“创造性破坏”，应和了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的影响深远的论断——“创造性破坏”是使得一种制度或是一家企业能够成功面对挑战、历久弥新的重要机制。通用电气（GE）是伟大企业，它的伟大在于始终坚持以ROIC作为衡量是否投资、是否进入一个看上去很好的行业的准绳。作为一家多元化的企业，通用电气的业务单位组合在过去100年进行过无数次的结构性调整，但新组合的形成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保证能带来足够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

    虽然中国已经有了像华为和联想这样的优质企业，但能被称为伟大的中国企业还为数不多。毕竟，伟大企业需要时间去验证，验证它们在跌宕起伏中、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时能否“创造性地破坏”，保持高过竞争对手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实现超越。以联想集团为例，按市场份额计，它在2011年第三季度已经超越戴尔，成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但联想的全年税后利润只是戴尔的1/5；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投资资本收益率，联想的15%比戴尔低了近10个百分点。再以销售收入雄居全球第六的中石油为例。中石油的净资产收益率是6.8%，而与中石油销售收入规模相当的埃克森—美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17.4%。一项投资，只有在其投资资本收益率高于资金成本（WACC）时，才真正创造经济价值。这意味着中石油只有在其资金成本低于6.8%时，才能够从创造价值的角度证明其存在的意义。没有国家优惠政策和国有金融机构的全力支持，低于6.8%的资金成本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