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

中国企业不伟大的原因

    中国缺乏具有高投资资本收益率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商业模式的企业，源于一系列的结构性原因。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投资主体主要又是国企或地方政府。虽然国企改革历时多年，也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但“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泛滥等一直困扰着国企和地方政府。国企和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对“做大”有无限渴求，但同时又相对忽视投资资本收益率。大企业大多集中在与投资相关的产业；在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如食品饮料、食品服务、商业航空、制药、医疗保健、娱乐、信息服务、食品与药品零售等，鲜见有中国大企业的影子。归根到底，消费还不是拉动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

    阻碍中国伟大企业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落后。中国的产品市场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但要素市场，尤其是资金市场和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等仍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财富》世界500强中赫然在列的61家中国企业，只有华为、沙钢和联想三家属于民营性质。大量国企分布在垄断性行业，享有丰厚的垄断利润，轻易可以获取大量低垂的果实（资金、市场、准入许可等）。这些都可能扭曲企业的行为，严重限制其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据国资委的数字，中国逾百家央企平均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还不到收入的1%。没有强大的研发，何以成就伟大企业？作为对比，民营企业华为在不到30年的历程中，每年从收入中拿出10%做研发。迄今，华为在全球有20家研发机构，全部雇员中有46%从事研发活动。联想近年的成功，也与收购IBM的PC部门、获得强大的研发实力密切相关。

    再者，中国经济对内开放不足，始终缺乏一个整合而统一的国内市场。这集中反映在地方保护主义和中国大量行业的地域性分割上。其实，通过收购与兼并，整合某一产能过剩行业，从而做大做强，是许多伟大企业成功的路径。但在中国，地方政府往往人为地设置各种进入障碍，无疑降低了伟大企业出现的机率。在中国，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往往比内向型企业更低。究其原因，缺乏统一而整合的国内市场，使得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和交易成本甚至高于国际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本土企业宁愿投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在国际市场上赚取微薄利润，也不愿致力于开发一个貌似很大的国内市场。

    脆弱的制度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往往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提供了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寻租机会。寻找“漏洞”的制度套利，便成了中国特有的商业模式创新。但这种追求“短平快”的财富攫取方法，只会引领中国企业的商业实践和商业思想向下、再向下，难以成为可持续的、能带来高投资资本收益的商业模式，企业“做强”谈何容易？

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未来经济成长的重心将由投资转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营企业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驱动，由沿海转向内陆省市。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技术等大量新兴行业的崛起。在经济开始新的转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深刻转变的时候，居于庙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将远远低于通过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去激发出千千万万个体的“自下向上”的力量。激发他们的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吧！应当用公正透明的方式评估他们尝试的结果，不要让不公不义使他们过早地变得世故，放弃最初最美的梦想，因为他们当中有乔布斯，有盖茨。相信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吧！只要有足够大的基数，有足够多的个体在努力、在尝试，大浪淘沙，总会有一批企业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企业！

    从大到伟大，是中国企业面临且必须完成的第二次长征。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教授和院长助理，还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和博士后站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