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路径
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专题
· 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路径
· “可食用包装”狂想
· 多赢平台上的专长起舞
日前，《财富》（中文版）采访了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刘卫华，他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学者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的金字塔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即经济责任，企业需要盈利，对股东负责；第二层是法律责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盈利不能去破坏法律法规；第三层是伦理责任，道德层次；最后是企业自愿执行的责任。
在刘卫华看来，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为社会和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并要实现盈利；同时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也在通用电气公司（GE）的企业公民原则中得到了精确的诠释：盈利、符合道德地盈利、与众不同地盈利。
GE大中华区公关总监李国威解释说，一家企业要想尽到公民责任，首先需要做到盈利，否则就是社会的负担，更谈不上企业社会责任。“这是我们作为商业企业奉行的基本原则，有诚信的体系、不损害别人，包括供应商管理、人力资源政策、环保安全符合道德方面的需求。”他说。
企业实现盈利之后，最初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形式多以捐款、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等为主，但后期逐渐发展为提供教育、信息技术等方面，这在某些行业已经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如今，大多数《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在华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渐成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不再单纯是捐赠及社区活动等传统慈善行为。
刘卫华认为，捐赠对于企业公关和宣传具有一定的带来经济效益的效果。例如2008年，加多宝通过捐赠一亿元人民币让民众记住了这个品牌，陈光标也通过高调捐赠为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刘卫华也指出，捐赠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社会也不应该在企业捐赠款方面频频施压。
刘卫华介绍，根据2012年的相关数据，美国的富人以及个人捐赠占社会捐赠的85%，企业捐赠仅占5%。例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进行捐赠。在多数《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中资金的使用多是预算制，在社会出现突发事件时资金使用更加谨慎。
以GE为例，李国威介绍说，GE的人道主义援助款项是由GE全球基金会负责管理，拥有一套正式且完整的程序来管理赈灾活动，可以在灾难发生后做出及时和适当的反应和决定。
而英特尔在1989年独家捐赠资助成立英特尔全球基金会，基金会集中关注教育、社区发展和社会创新等领域。英特尔基金会每年会进行年度审视和评估，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基金会的发展方向。
《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中处于什么角色？刘卫华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应将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服务和需求作为基本出发点，这包括对所在国家输入商品的无差别性，以及在产品出现缺陷时处理方式的统一性上。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界定如何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次侧重，以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侧重不是绝对的。刘卫华举例，汽车行业中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责任可能在其社会责任中占得比重较高。而当政府在汽车尖端科技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所欠缺时，汽车企业需要协助政府制定与安全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
刘卫华认为，对于与资源相关的企业，可能对环境保护等方面需要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给予更多关注，这也与企业的经营发展相辅相成。
作为一家在电力、石油天然气、水处理、医疗等多元化发展的《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多年来GE在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上表现突出。
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能耗效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较低的能源效率增加了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以及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国要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即到2015年，单位GDP能耗在2010年基础上降低16%，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17%，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8~10%，提高能源效率是关键。
GE“助建绿色中国”的战略中包括：推动自身及行业创新、研发适合中国的清洁产品和技术；与利益相关方广泛合作，促进清洁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李国威介绍说，更多在“绿色创想”的体现为：一方面为市场开发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的产品，另一方面是努力降低GE公司自身运营的能源和资源消耗。自2006年“绿色创想”战略在中国启动以来，约31项“绿色创想”新技术和产品已经投放中国。
李国威指出，2013年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雾霾一部分原因是煤炭的使用。对此GE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将煤转化成气态后再燃烧，并已经与中国神华集团建立合资公司。
GE公司在中国着重开发和提供各类节能的清洁技术，在脱硫、脱硝等相关火电厂改造设备上也已经大大改进，包括燃气轮机和风机、智能电网、清洁煤产品等。
在天然气能源方面，GE正在与中国政府积极沟通，引导社会从煤炭资源到更加清洁环保的天然气资源战略改变，提高天然气在能源中的比例。在可再生能源的产品方面，风力发电、煤层气发电、生物气体发电等将帮助中国改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