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康宝莱

阿克曼发起了猛烈反击，对《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记者米歇尔·塞拉里耶（Michelle Celarier）说，他感到“非常失望”，索罗斯在“从低收入的拉丁裔美国人身上捞钱”，他已经写信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索罗斯的基金经理在一次推介会上与其他人串通搞阴谋的不当行径。不过，他的指控看来没有下文。

不管怎样，人们很快就明显地看到，其他精明的投资人要么大量买进康宝莱的股票，要么继续持有他们在阿克曼发动进攻时所买进的股票。9月，罗森—普瑞纳公司（Ralston Purina）的前首席执行官比尔·斯蒂里茨（Bill Stiritz）大量买进康宝莱（他至今仍然有7%的公司股票）。富达（Fidelity）和先锋（Vanguard）继续持有手中的巨额股份（目前分别为13.8%和4.6%）。Capital Research大幅提升了已有的仓位（占比接近17%）。

2013年9月，康宝莱的股票涨到了70美元区间。为了限制自己基金的敞口，阿克曼开始重新配置头寸，将40%由卖空股票转为买入看跌期权。这让他得以保持做空的态势，但是降低基金在股票持续上涨时面临的风险。

2014年年初，争斗的天平开始向阿克曼这边倾斜。首先，在1月23日，消费者的长期维权人士、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写去一封长信，敦促它们调查康宝莱。公司的股票遭受重挫，下跌至66美元左右，跌幅达10%。阿克曼曾经在前一年的10月会见过马基的下属。马基也是他和手下与之交谈过的15位国会议员之一。

康宝莱再次被怀疑存在市场操纵行为。公司的顾问称，在马基发布公告之前的7个交易日，出现了四个“超大规模”的看空期权交易。这些交易涉及650万股票，买方花费了6,300万美元，至1月24日股市收盘时，增加的价值达到了2,200美元。

马基的手下是否提示过阿克曼，他即将写信？对此，这位参议员的新闻秘书拒绝发表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传出来之后，马基对《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说，他在签发这封信件时，甚至不知道阿克曼正在做空康宝莱。

阿克曼说：“市场操纵的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他滔滔不绝地倒出了一连串的理由：他根本不知道，这封信件会什么时候传出去或者是否被公布；他只是买了一个看跌交易，那是因为他正在从卖空股票转变为买入看跌期权；如果他不这么转变，他在纸面上赚的钱会更多；看空期权是长期的，所以买下这类合约并不能够让你在一次事件当中获利；最后，他从未执行过任何股权，让赚的钱落袋为安。（2014年3月，康宝莱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投诉这些看空期权交易，但是未能产生影响。）

对于康宝莱来说，2014年最好的消息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3月10日刊登了一篇4,400字的文章，列举了阿克曼的外包人和分包人为了挖出受害者所做的一些鬼鬼祟祟的拙劣行径。例如，康涅狄格州的总检察长乔治·杰普森（George Jepsen）收到了不少看上去像是批量制作的消费者投诉信，据《华尔街日报》随后的一篇文章称，一共有26封。但是杰普森对两家纸媒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指控。当《纽约时报》追查到了投诉信的签名者时，一些人称不记得写过这些信件。阿克曼付酬的一位政治顾问与拉美裔和非洲裔社区的领袖见过面，讨论康宝莱的危害，却没有说出自己与阿克曼的关系。另外一位顾问自己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写了一封投诉信，同样没有说明与阿克曼的关系。

即便有真实存在的、对于康宝莱的怀疑，阿克曼的政治顾问们的行为看上去仍然像是标准的“草根营销”，他们把主顾的行动计划搞得很像是一场草根运动。可是，在卖空的大背景下，这种做法开始变得像证券欺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如果对你正在交易的企业有所主张，却假借他人的名义将之公布出来，这就可能构成市场操纵，即便你认为这些主张是真实的。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许让人们对于阿克曼的所作所为的看法产生持续的影响，让人们注意到激进投资者的卖空行为可能过分了。但是它对市场的影响很短暂。这是因为，在文章发表三天之后，康宝莱披露，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就公司是否在搞金字塔式计划正式展开调查。公司的股票应声暴跌17%，当天收盘时的跌幅达7.4%，为60.57美元。

4月，有报道称，康宝莱同时受到了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和伊利诺伊州的总检察长的调查，公司股票继续暴跌。对于做多的投资，这些都是坏消息，到了11月，消息面进一步恶化，康宝莱宣布了它的第三季度业绩。在经过了连续19个好季度之后，公司没有实现盈利和销量预期。股票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下跌了将近30%，跌到了39.78美元。

康宝莱将业绩不佳归因于外汇波动和一些销售人员新规则的短期影响。阿克曼赞扬道，这一消息表明，康宝莱已经透支了成熟市场，限制欺诈行为不力，令其经营业务的能力大受影响。

阿克曼预测，根据康宝莱的糟糕状况，银行将拒绝续发公司在2016年年初到期的11.5亿美元循环信贷额度。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曝光了阿克曼行动的规模和组织方式之后，康宝莱想招募一位沟通策略师，领导一项连贯的应对策略。在8月，公司聘用了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前任幕僚次长艾伦·霍夫曼（Alan Hoffman），担任全球企业事务部门的执行副总裁。霍夫曼曾经与拜登的另外一位高级别幕僚特雷尔·麦克斯威尼（Terrell McSweeney）亲密共事，后者现在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后来，康宝莱又在10月聘用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前委员帕梅拉·琼斯·哈伯（Pamela Jones Harbour），负责有550名员工的合规部门。对公司来说，每次聘用都代表着一张信任票，就像在2013年年末，两位杰出的拉美裔人士进入公司的董事会那样：一位是曾经担任军医总监的理查德·卡尔莫纳（Richard Carmona），另外一位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前副国务卿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 2015年4月，美国空军的前审计官迈克尔·蒙特隆戈（Michael Montelongo）也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

到了2014年年终，康宝莱公司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利好。12月，洛杉矶的一位联邦法官批准了一起针对公司的集体诉讼的和解。原告方是自从2009年以来为公司工作的、在美国的全部150万名销售人员。

公司的批评者原本预计，赔偿金在7亿到10亿美元之间，但是现在，公司只需要花费1,750万美元就可以摆平了，其中有500万美元是奖给律师的。尽管有关官司的消息通知了93%的起诉者本人，但是只有0.5%的人提出了索赔，即便按照集体诉讼的标准，这一比例也少得可怜。

这个让有些人失望的结果又突显出了那个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受害者在哪里？尽管阿克曼给出了很多被无良销售人员搞得身无分文的个人，但是从统计情况来看，他的证据不太有说服力。[此案有18人不服判决，正在上诉。他们当中有16人是由一位来自于伊利诺伊州沃基根（Waukegan）的激进投资者提供的。这位投资者正在帮助阿克曼寻找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