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生死之外

    一个月前去杭州。四月的杭州阴雨霏霏，电视机中反复播放着最高法院将吴英案驳回重审的新闻。

    吴英入狱逾5年，或许事情过去太久，当地人失去了继续谈论的热情。街头小贩、的士司机和餐馆老板，人们更在意自己的生意，而不是一个前女富豪的生与死。但每个人又似乎异常清醒：在这场游戏中没有人独善其身，今天的旁观者也许就是明天的吴英，另外两种更大的可能是，成为背上高利贷枷锁的借贷者，或者被高回报的花言巧语诱骗入局的集资者。

    杭州街头，各类担保、借贷公司层出不穷，民间资本早已成为维系当地经济生态平衡的重要一极。

    当地人比任何其他人更明白民间集资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它如此普遍，以至于如同阳光、空气和水，牵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看似漠然的旁观，是因为见过太多相似悲剧而无动于衷？还是因为由现实而生的理性的平静？或者，仅仅厌倦了这日复一日的重复。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浙江经济的活力在于发达的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的活力离不开民间资本高效率的流动。浙江民营企业的起家史，几乎就是半部民间借贷史。闽浙地区有抬会传统，亲戚朋友凑钱开工厂、办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生意上的成功，造就大批“先富者”，他们信奉“以钱生钱”，将剩余资金用于投资、放贷，推动民间资本流通的效率。

    但这台经济“发动机”存在的合法性却大大脱节，始终以灰色身份游走在边缘地带。

    法律保护合法的借贷，所谓“合法”，是指在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内的借贷。超过这个限额，就成了高利贷，法律不仅不予保护，还可能因“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法律惩罚。

    问题在于，银行更愿意借钱给风险小、数额大的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对中小企业、私人借贷者则不屑一顾，但后者对资金的饥渴程度超乎想象，供求关系催生了地下钱庄、高利贷的繁荣。在国有资本、公有经济，民间资本、民营经济之间有两道无形的墙，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重点项目领域分享垄断利润和政策扶持，民间资本则被挡在墙外，只能流向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和地下钱庄，推高房价、物价；另一方面，急需资金的创业者、中小企业往往很难从银行获得扶持，但同时饱受房租、物价上涨之苦，无奈之下，只能向高利贷犯险。

    倘若不推倒阻挡生产资料自由流动的高墙，推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展开竞争，民营经济的活力将遭受巨大挑战，民营企业集资、寻求高利贷，与国际投行对赌、被资本绑架的悲剧无可避免，“老板跑路潮”也许再次上演，最后受害的，还是整个国民经济。

    2007年，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在吴英生死之争的五年间，或许也是民间借贷最灰暗的时期，因“非法集资”获罪者层出不穷，营口东华集团董事长王振东、浙江溢诚投资老板杜益敏、吉林海天实业老板王希田等人先后被判处死刑。

    庆幸的是，在各界“刀下留人”的呼吁下，吴英案引起高层关注，终于保住了卿卿性命。

    可悲的是，民间借贷案件层出不穷之际，维系吴英生死的绳索，恐怕仍无法说是法制。

    在杭州，一名的哥说，民间借贷在浙江太普遍了，吴英做得太大，谁知道里面水有多深？

    而便利店小哥则告诫：千万不要在火车站打车，“全是黑车，载着你吓跑！”他还说，“正规车在二楼”。

    黑车、正规车各安一隅，井水不犯河水，这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背后，有着当地人也难说清的力量与利益的均衡。而对民间借贷这台“黑车”来说，“正规化”的出路又在何方？

    高层已决意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把金融改革试点放到民间资本活跃的温州。

    存疑的是，温州经济从来都是民间自发的活动，正如哈耶克所言，“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这一次，自上而来的政策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